《光明日报》2014年6月23日刊登我校访问学者敬天林的文章：《当代、二百年和两千年的文明对话》，全文如下：
当代、二百年和两千年的文明对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黄帝内经》诞生于2000多年前。那时，没有马克思，也没有资料说明马克思读过《黄帝内经》。但是，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药学基本理论，却与诞生于近200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近现代的许多科学理论，在哲学基础、生命观等诸多方面相通相应。作者就此作了思考和阐述。
先说当代。当代就是我们所处的现今时代。它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今年。今年到目前为止，在文明、文化领域，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三件事。一件是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阐发”，“把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对要“弘扬起来”的“文化精神”，总书记提出的这四个定语，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含义很深，意义很大。第二件事是，5月4日，总书记视察北京大学，与北大师生座谈，就文明、文化的时代精神，核心价值观建设、学校教育和青年成长发表了重要讲话。
第三件事是，习近平总书记于3月底、4月初出访欧洲，先后发表了四次演讲。演讲表达的中华文明的显著特色，展示的深厚文化修养，赢得了世界尊重。
再看二百年。1818年5月，在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诞生了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集毕生精力，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普遍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完成了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两大发现，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在人类社会漫长历史中，是第一次，可谓是石破天惊。
再是两千年。就是我国的西汉、东汉时期，产生了“中医之宗”《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的博大精深，决定了它至今仍是中医药科学的圣典，至今仍在维护我们民族健康、人类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至今仍是人类文明、中华文明的奇迹。
我们的题目要说的，就是当代的黄钟大吕、二百年的石破天惊和两千年的博大精深，三者的对话。
首先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献词说起。1841年，马克思23岁，大学毕业，写了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之前，写有一段献词。将这篇论文献给他“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即燕妮的父亲，他未来的岳父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末尾一段是：
“我希望随着我寄给您的这个表示敬爱之忱的献词去到您身边，和您一起再度漫游我们风景如画的山野和森林。身体的健康，我无须为您祈求。精神和自然，乃是您所信赖的伟大神医。”
这里的重点，即结尾最后一句话：“精神和自然，乃是您所信赖的伟大神医”，对这句话的内涵是不是觉得很熟悉？是的。因为它和中医药科学的基本观点、基本思想是一致的。精神和大自然对人的生命、对人的健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黄帝内经》中，随处可见。
我们看《黄帝内经》中对大自然的论述。在《素问·天元纪大论》中的这一段话：“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这是在我们古代文献中，叙述大自然的经典。
我们再看，在《黄帝内经》中，对人的精神的论述。如《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如《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等等。
《黄帝内经》对人的精、神、魂、魄、意、志、思、虑、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精神现象论述；对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与寒、暑、燥、热、湿、火、风等自然现象，与东、西、南、北、中地理五方，与人的五脏六腑相互关系的论述，可以说是贯通全篇。
精神和大自然的重要作用，在《黄帝内经》中，不仅是中医药科学维护人的健康、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立足点、出发点，而且，至今在中医临床实践中，须臾不可脱离，表现得更为生动。中医诊病的望、闻、问、切，其具体内容，哪一项都离不开精神和大自然。
可见，马克思说的“精神和自然是人类的伟大神医”，与中医药科学是完全相通相应、完全一致的。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后来的理论创造中，凡是涉及人，涉及人生命的本质的理论，其中的重要判断，都与中医药科学相一致，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关于中医药科学的主题——人的生命。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和《灵枢》中，黄帝和岐伯等几位臣子共同讨论了970多个问题。这两个部分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从人的生命出发提出来的。《素问》的第一个问题是，黄帝问天师岐伯：“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这是说人的寿命、生命。《灵枢》的第一个问题，也是黄帝问岐伯：“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这是说人的健康、疾病。《素问》和《灵枢》中的其他问题，都是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的、深入的。所以，我们把人的生命称为中医药科学的主题，这是我们的祖先，从探索人的生命开始到医家之宗《黄帝内经》形成，直到今天，贯穿始终的。
我们再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说的。1845到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了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在这里，请大家注意“第一个前提”、“第一个事实”和“个人的肉体组织对其他自然的关系”这三个概念。接着，马克思、恩格斯又说，“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就这些重要观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作了分析，他说：“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他们的影响下……脑髓和为它服务的器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恩格斯特别指出，“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在人最终同猿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整个说来，仍然大踏步地前进”。也就是说，人的生命这个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个前提”，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始终是融为一体的；始终像一整块钢铁，维护着人类社会存在、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
第二个方面，关于对人的根本、人的本质的认识。马克思提出两个重要命题。一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二是“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关于人的根本，在《黄帝内经》之前问世的《难经》中，就有明确判断：“气者，人之根本也”。这里所说的“气”，就是指天地自然之气、人的精神之气和脏腑之气。在《黄帝内经》中进一步从人的精神和肉体组织，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种关系中对人的生命、人的健康、人的疾病作了深刻的阐述和说明。
第三个方面，关于中医药科学的哲学思想、思维方法。人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人的生命活动、人的生老病死是怎么回事？不同的哲学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们看中医药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认识的。
我们首先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它认为，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且是积极的能动的反映。它把实践的观点，提到人获得正确认识的第一重要的地位。同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还认为，人的认识，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再从理性到实践的辩证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断提升、不断深化、永不停止的。所以，坚持实践第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基本标志。
那么，我们看中医药科学的认识过程。在各种版本的中国古代史和中医药史中，都有引用于《帝王世纪》、《淮南子》、《通鉴外记》等古籍中记载的事实：即，神农、黄帝、炎帝、伏羲等中华先祖“尝百草之滋味”。在这里，什么是“尝”？为什么“尝”？仔细品读，就会发现，“尝”，是先祖们的实践活动；“尝”的目的是“令民知其避就”。这是大家的共识。这个共识，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完全一致。
“尝百草”以后，经过漫长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散见于《战国策》、《韩诗外传》、《韩非子》、《史记》等史料中，先后记载了名医扁鹊学医、行医的情况和贡献。无论是扁鹊担任“舍长”时，随长桑君潜心学医、修炼十年，学而知之，而不是假借“神灵”；还是扁鹊诊赵简子病（“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患病五日不醒）。扁鹊用脉诊诊断、治疗，“血脉治也”。扁鹊“随俗为变”，行医治病，不像巫医那样“居庙堂，事鬼神”。古籍所记载的有关扁鹊的这些事实说明，在古代中医药产生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像扁鹊这样的“真正的医生”，以自己的智慧和生命，把中医学根植在唯物主义的肥田沃野之中。
中医药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在《黄帝内经》中，进一步系统化了，理论化了。
首先是书名，《素问》，如全元起所说：“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灵枢》则如马莳所说：“以枢为门户，�H辟所系，灵乃至圣至元之称。”都是真实的概括，准确的表达。
全书的内容，历经各代医家注释、分析、归纳，形成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就是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机、病症、诊法、论治、养生共八类。为便于记忆，有这样十句话、也可称为十个方面作参考：
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整体观念
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本原思想
阴阳五行、生生不息的哲学基础
司外揣内、功能为要的藏象学说
无形有象、煦濡生命的气血津液
贯通全身、以决生死的经络腧穴
察源循理、整体辨证的病因、病机
四诊八纲、注重分析的辨证论治
顺应自然、抱朴守真的养生原则
躬行大道、“三治”同理的杰出功能
在这些内容中，鲜明地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对《内经》之前，中医药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就是中医药学对自然规律、对人体自身生命规律的客观认识。
如：《素问·五脏别论》明述：“凡治病必察其上下，适其脉侯，观其志意与其病能。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在《素问·宝命全形论》强调：“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想，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
以上我们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医药科学的相通相应。我们再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
首先是中医药科学的阴阳五行说。这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论。阴阳概念发端于太阳月亮、白天黑夜、生长收藏等大自然的基本存在。同时，随着大自然的运动，阴阳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不断变化，大至至大，小至至小。《黄帝内经》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从生命科学的角度，对阴阳作了这样的论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在这里，既说明了阴阳的重要地位，又说明了阴阳与人体健康的密切关系。
五行，则发端于人们对一年四季和长夏的认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人们头脑中产生了相对应的木、火、土、金、水五行。中医药科学通过对这些思想的阐述，进一步从人的脏腑功能出发，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体脏腑之间的关系。
再是中医药科学的特点。从《黄帝内经》至今两千多年来，人们对中医药科学的特点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整体观念，一是辨证论治。在李经纬教授主编的《中医大辞典》中，对这两个特点作了精辟介绍。
中医学的这两个特点，与唯物辩证法的相通相应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一切事物有其共同的发展规律，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决定主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显然，这是与中医药科学“把人体内脏和体表各部组织、器官之间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把人的健康或疾病与四时气候、地土方宜、环境等因素的变化相联系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中医药科学把唯物辩证法“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
第二，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运动、变化，都是对立统一的，都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而中医诊断、中医病因病机学说中的四诊八纲、辨证辨病，都是在认识人的生命状态、人的肉体组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关系；都是在认识影响人的生命状态、健康情况的内因和外因；都是通过具体病人、具体病症的内因外因，寻求人的肉体组织、人体自身与自然、与社会平衡和谐的方法。
第三，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运动、变化，都体现出三个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中医的辨证论治，可以说是对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的最好说明。对立统一规律，我们已经谈到了，是随处存在的。量变质变规律，中医中的六经传变理论、病因病机学说，以及对疾病的治疗过程，哪一条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否定之否定规律，最直接的说明就是，疾病是对健康的否定，治愈和恢复健康，又是对疾病的否定。总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任何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任何一个病人的治疗过程，都不会脱离这三大规律。
第四，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把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称为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明确指出：脱离了它，就等于脱离了唯物辩证法。在中医药科学中，构成自然界统一体的万事万物，各有特性。千千万万的医疗对象，情况各不相同。个性化诊断治疗，是中医临床、中医诊断治疗的重要特征。在课堂上，老师们既教授我们基本理论，又不断引导我们与具体病症、诊断、用药、选穴相结合。在临床实践中，老师们随时做的，都是在力求正确认识和处理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都是在把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以上说明，中医药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相应，内容很丰富，特点很鲜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医药科学提供了现代的理论依据，中医药科学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历史的生动说明。这个道理，是客观的包含在中医药科学体系之中的。
在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医药科学形成，相差了1800多年。《黄帝内经》产生时，远远没有马克思，也没有资料说明马克思读过《黄帝内经》。那么，为什么两者的哲学基础、两者的生命观如此相通呢？这就是两者都具有习近平总书记所揭示的，“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依据这种思想，我们看到，不仅马克思主义与中医药科学有许多相通之处，其他许多科学理论也与中医药科学相通相应。例如，创立“黑洞理论”的“宇宙之父”霍金，他的讲演录标题为《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黑洞为宇宙原始，婴儿为人生之初，黑洞与婴儿的原始本真，形成了看似无关，却又相通的联系。而在《黄帝内经》中，首篇就讲人生命的全过程，冠名为“上古天真论”，文中最推崇的即是“上古真人”：“提携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蔽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其中前四句最直接的说明就是承接天、地、父、母之精气初来人世的婴儿。《黄帝内经》在两千年前，与当代的“宇宙之父”一样，生动表达了对人生命原始本真的认识与推崇。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当代的复杂性科学，先后引入我国。主要是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即“老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即“新三论”；还有超循环理论、混沌理论、模糊数学等。学者们在研究中惊奇地发现，这些西方的现代理论，与中医的整体观念、阴阳五行、气一元论、脏腑关系、气血津液和经络学说等，有许多相通之处。
以混沌理论为例：混沌学是一种关于过程、关于演化的科学。越混乱、越无规则、越复杂的领域，混沌理论越能显示它的有效性。混沌理论认为，事物内部各部分之间及事物与环境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依存关系往往是非线性的，构成了非平衡的宏观的有序结构。中医在宏观层面，“人与天地相参相应”，在微观层面，人体的阴阳盛衰、五脏六腑的五行相生相克等，包含的正是这个思想；而且，中医学对具体个体又表示出了质的规定性。这一点，比混沌理论还深入一步。
依据习近平总书记“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的思想，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中华文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不仅仅是中医药科学，其他许多优秀成果、杰出贡献，也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相应之处。比如，文字、书法、社会科学的许多理论等等。以文字为例，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但汉字产生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人的语言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历史的真实，这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以上，我们在认识中医药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的科学思想、与中华文明的其他成果相通相应的基础上，再进一步领会总书记关于文明的讲话要点：
第一，总书记就文明“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人类先进文明的特征和本质。
第二，总书记关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的论述，生动说明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地位、客观规律。
第三，总书记提出的推动文明进步、交流应有的正确态度和三条原则，即“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对正确认识和推动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总书记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是对积极挖掘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明确目的和要求。
第五，总书记系统介绍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悠久历史，阐述了对欧洲和访问国家文明的认识，揭示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客观基础。为我们主动、积极、有效地对世界说明中国，树立了榜样。
第六，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列举了“民为邦本”“天人合一”“以德治国”“以文化人”等近20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和理念，又一次强调“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明确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明的两条重要标准；说明了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明，在当代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第七，学校是传承文明、培养人才、培养青年的一个主要阵地。总书记说，我们要朝着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总书记的这一段话，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目标。
第八，总书记说“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机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这是总书记对青年在文明文化传承、弘扬、创造历程中肩负的历史责任，寄予殷切期望。
总之，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中华文明的讲话，深入浅出，思想很深刻，内涵很丰富，仅以上这八条，就足以说明总书记的讲话，根植于博大精深、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传承历史、立足时代、面向未来，是国家、民族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至理名言、博大胸怀、远见卓识，充满责任和智慧，是我们党关于文明、关于文化，关于治党治国，在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解放。
我们深入领会总书记的讲话要点，进一步感受到中医药科学所具有的丰厚文化精神，——“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
今天，党和政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重视中医药，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都列有中医药的内容。中医药事业在各方面的发展成就，许多都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中医药事业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大好时期。
（宣传部）